黑衣宰相慧琳

    释慧琳，本姓刘，秦郡秦县(在今江苏六合县北)人。自小出家，住都城建业冶城寺。博通佛教各家经典，兼及儒家和庄、老玄学典籍，性格诙谐乐观，好语笑，长于作文，曾注《孝经》和《庄子·逍遥篇》，有文集多卷传世。
    慧琳的才学受到朝廷权贵的赏识。他曾与名士谢弘微交游，又受到宋武帝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的知重。刘义真有夺取帝位的野心，曾说：得志之日，将以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这更助长了慧琳自高自大的习性。有一次，慧琳在大官僚傅亮家闲坐，适值慧琳的本师道渊前来拜访傅亮，慧琳见道渊前来，竟不为致礼，惹得道渊大怒，形于颜色。傅亮见状，也责备慧琳，罚打他20棍杖。这件事，很突出地反映了慧琳傲诞矜夸的性格。
    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庐陵王刘义真得罪被废，颜延之、谢灵运都被贬黜，慧琳也受牵连，在京容身不得，一度离开了建业。但不久又回到京城，约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前后，著《白黑论》，以白学先生与黑衣道士问答的形式，论述佛教与儒学的异同。文章认为，佛教仁慈，劝人迁善，与周公、孔子以仁义化天下，方法虽然不同，都是为了挽救风俗，宗旨是一致的。释迦、孔子俱以排除私欲和患累为目的，二教殊途同归，所以佛教的六度——即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六种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途径，与儒家的五教——即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并行不悖；儒家的信、顺与佛教的慈悲也可以相互相成。正因为儒、释的基本思想可以相通，又都导人为善，所以慧琳此论又名为《均善论》。
    对于佛教的流弊，慧琳在《白黑论》中也作了尖锐的揭露。他认为，佛教为了引起人们的皈依，铺叙地狱的恐怖，使民惧其罪；又宣扬天堂的美妙，使人向往其幸福。这样的方法，不但不能引导天下之人反躬克欲，反而激发了人们贪图来生福利的欲望，实质上是以贪欲教化百姓，是不可取的。因为利竞之路一开，风俗就变得更加浇薄了，所谓佛教的信徒，只是一味地兴建寺塔，粉饰塑像，以致结党结派，或者以种种矫情的行为邀致虚誉。这样发展下去，正好走到了佛教仁济灭欲精神的反面。在这里，慧琳以切身的体会，对佛教流弊的揭露是比较能击中要害的。
    慧琳还想对自己的观点作理论上的说明，但对佛家空无之义，只言及人生无常之虚幻，对本性空寂的佛教教义并无深刻的理解，暴露出作者徒以文辞华丽取胜，其佛教理论修养是浅薄的。
    总之，慧琳的《白黑论》，是当时儒、释融合思潮的产物，也是世俗地主阶级要求整顿佛教使它成为自己更好的统治工具的产物。文章中揭露佛教流弊的激切言论，触怒了建业教团的统治阶层，认为慧琳身为僧侣，却著论贬黜释氏，自毁其法，因而集议要将慧琳摈斥出教团，把他流放到交州(今两广和越南北方)去。幸亏宋文帝读到了这篇论文，大加赞赏，出面加以庇护，才使慧琳免受这一佛教中最重的处罚。
    慧琳的论文在士大夫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衡阳太守何承天赞成慧琳的观点，著《达性论》，阐述儒家义旨，批驳佛教的“众生”说“和生死轮回理论；宗炳和颜延之则分别著《难白黑论》和《折达性论》，与慧琳、何承天展开激烈的辩难。对于这场大论战，最高统治者宋文帝采取了两面讨好，息事宁人的态度，一面赞赏慧琳之论，一面又说宗、颜之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结果这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又以儒、释调和而收场。
    这场论战之后，慧琳受到宋文帝的信用，文帝之后，又为宋孝武帝“雅重”，逐渐参与权要，朝廷大事都与他商议。由是慧琳成为势焰熏天的政治和尚，宾客辐凑，门前常有车马数十辆。四方之人都来走慧琳的门路，以求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对慧琳的馈赠和贿赂接连不断，慧琳成为一时最有权势的人。
    慧琳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设置方筵七八处，总是宾客满堂，座无虚席。当此之时，慧琳脚穿高屐，身披貂裘，气派十分豪华。他还设立书佐负责通报启事，传递文书，就像执政宰辅一样，高高在上。会稽名士孔曾去拜访他，其时宾客济济，慧琳与他只是寒暄一番而已。事后，孔感慨地说：“慧琳简直就是黑衣宰相，我们这些衣冠儒生都成为无用之物了！”